波肖门尾图库:文公直名号与终生考,曾业英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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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公直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报人与学者,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历经“讨袁”“护法”诸役,故对于民国军事史的记载最为详尽。其代表著作《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与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于1930年曾共同在上海由太平洋书店出版。李剑农所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在国民政府时期即被作为当时中国近代政治史的教材以及参考书来使用,并且在今日仍被奉为国民阅读的经典丛书之一。而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同样凭借其对民国军事史记载之详尽而受到了今日学者们的广泛赞誉。但文公直的生平在今日学界却是鲜有提及的,学者们更多的是“只知其著作,而不知其人”。因此笔者以为对于文公直的生平进行一次简单的考述是有必要的。

核心提示 《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认为1907—1908 年在《云南》杂志发表诗文的击椎生不是当时远在国内广西的蔡锷,“八九不离十”是当时也在日本的唐璆。2017 年 8 月至 9 月,笔者在搜狐网站搜狐号“老邓说史”公众平台发表系列文章《击椎生不是蔡锷,是唐璆吗?曾业英先生失误》共20期,指出曾业英上文中所有论证和结论全部不符合史实,全部不能成立。《河北学刊》2018年第4期刊发曾业英先生《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文,仍坚称击椎生是唐璆。然而,经笔者认真查考,曾业英此文的所有论证和结论仍然全部不符合史实,全部不能成立。其根本原因就是曾先生对史料的阅读理解出现严重的问题。对此,本刊自即日起分十期阐述之,敬请曾先生及广大读者关注。

名号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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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钱仲联所撰《文廷式年谱》中记载,“文廷式与外室龚氏生三子,长二佚其名,三名克俭,字公直,官陆军少将,立法院秘书。”文廷式是江西萍乡人氏,光绪十六年进士,以一甲第二授翰林院编修,旋擢侍读学士兼日讲起居注官,是光绪亲政的中坚人物,甲午战争时多次上书主战,并联合康有为、梁启超倡言变法。文公直则是文廷式与外室龚氏所生之子,而近人学者多谓文公直“出身于世家”,则应是出于此种渊源。其母龚氏是何许人也?据张弧之子张同礼在《我所知道的文廷式》中记述,龚氏原是岭南名士梁鼎芬之妻,文廷式与梁鼎芬为同窗好友,后因梁鼎芬触犯慈禧太后而降调他处,梁氏以“家事及龚氏托文关照,久之,文、龚遂相爱恋”。关于文公直的名与字,钱仲联记载为名克俭,字公直,而据收录在《萍乡人物录》中张同礼的来信称,“我知文公直字克俭,系三伯父文廷式龚夫人所生,曾留学日本,在胡汉民任立法院长时,公直曾任秘书,同时,大伯父文廷俊之第二子也任立法院秘书。我所知文公直之事,只此而已,悉兄见谅为荷。”由于张同礼的来信系其晚年的忆述,而回忆资料多有不确的弊病,由此观之,钱仲联《文廷式年谱》中的记载则较为可信,即文公直,名克俭,字公直。文公直虽偶有著作留以“文砥著”三字,但参阅文公直的报人身份以及同时期其他报人的笔名,笔者认为,文砥之名,应是文公直的笔名。

蔡锷,字松坡,别号击椎生

因此综上所述,文公直为晚清学者文廷式之子,名克俭,笔名文砥,而字公直。其母龚氏博古通今,精于治史。但今人马蹄疾却在《鲁迅研究月刊》一篇名为《新版〈鲁迅全集〉四人考略》中称“文公直名砥”,这是把文公直的笔名误作为其原名。而且在今日再版的文公直诸多著作的前言中,整理者们往往延续马氏的说法,认为文公直名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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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考

蔡锷逝世后,云南老报人惠我春和曾任云南都督府光复史编纂局编纂官、云南政见商榷会总务干事郭燮熙共同为蔡锷题写的挽联上联的首句是“少年别号击椎生”,下联的首句是“末路几同吞炭者”。所谓“吞炭”,指喉咙变哑失音。典出《史记·刺客列传》,说的是春秋末期,晋卿智伯被赵襄子灭门。智伯死后无子嗣为其报仇,其家臣豫让便担负起了报仇大任。为了达到欲乘间刺杀赵襄子以为智伯报仇的目的,豫让决定改变容貌,漆身为厉,吞炭为哑。1916年10月,时在日本治疗喉病的蔡锷在为汤觉顿等海珠事变烈士所题写的挽联中有“公等饮弹,我亦吞炭”之句,以“吞炭”自况。所以,惠、郭的挽联中“击椎生”、“吞炭者”都是指蔡锷,上、下联对仗十分严谨。此联也因此深受云南人民的重视和欢迎,不仅为云南国是报社1916年所编之《蔡黄追悼录》收入,而且还附录于云南图书馆印行的《护国军神蔡公传略》,流传甚广。因此,击椎生是蔡锷别号一事就逐渐流传开来。

文公直的卒年尚不可考,但其生年亦存在着争议,彭江流在其编著的《萍乡古今第10辑》“文公直与孙中山《社会主义精义》”一文中认为“文公直生于1887年。”但经笔者查证,文公直在其著作《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的序言中提到,其七岁丧父,与母相依为命。且在中华民国十八年的时候,他三十一岁。因此,由此推之,文公直应生自1898年,又查钱仲联所编《文廷式年谱》所记,“光绪甲辰八月二十四日子时,先生卒于里第”。如果按照文公直所记其出生自1898年,那么其所述七岁丧父的时间则恰好在1904年前后,这与文公直所记生年以及丧父时间大致不差。如果按照彭氏所言,则前后时间相互矛盾,因此彭说为误。至于文公直的生月,似犹可推之,其著作《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的自序时间为“中华民国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也即1929年12月12日,其又谓“今年三十一岁零一个月”,因此其生月则为11月份。综上所论,文公直实生于189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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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公直四岁就“发蒙读书”,但只爱读叙事的书,不爱读那些“板着圣人面孔讲道理的书”,五岁读《孟子》,六岁读《春秋左氏传》,后又被迫读《易经》。七岁时,在课堂私读《红楼梦》被先生发现,且挨了先生一顿打,其母龚氏闻之,就对教书先生说,“这孩子以后可以教他读史。”从此文公直便跟着他的母亲读史,这才知道了“史”。“及舞勺之年,北走燕冀”,因“自幼魁梧伟大”,而“冒加年龄”北上“入陆军学校”学习军事,厥后,讨袁、护法诸役,“身在沙场,领军杀贼。”文公直在撰写《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时回忆道:“十五岁时就‘立正’‘托枪’,十七岁就‘前进’!‘杀’!”而对于文公直这些早年军旅经历,其好友江侠魂也曾有所披露,他在为文公直所著《碧血丹心大侠传》作宣传时称文公直“自幼魁梧伟大,年十三,冒加年龄,北上入陆军学校,年十五,卒业于国立军官学校。年十七,即投笔从戎,任军官十年,屡长旅团,秩授少将,以执掌军权之长官,作革命锄奸之先锋,无役不身先士卒。”文公直的革命经历由此可见一斑。

图一

文公直出生于戊戌年间,而长于清末新政时期,因此,在其成长过程中也得以“纵览东西方诸名著”,而且“独留心于世界史事”,为其日后从政与治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公直自从讨袁之役时便开始跟随孙中山,《申报》对此也有所记载,“文公直,同盟会之老同志,跟随总理十余年。受命督战十余次。”1921年夏,湘军出兵援鄂驱逐湖北督军王占元而引发了湘鄂战争,此时文公直“奉令兴帅”,其间到长沙省亲,遭小人陷害而入军狱,出狱之后,已是1924年之后了。当时由于陈炯明旧部杨坤如、翁式亮等在东江地区接连叛变,文公直所部奉孙中山之命回师广州救援,但途中为敌军所截,迫不得已,“以部卒托同袍,而只身走上海。”

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对此却又不承认,先是在《历史研究》上发文说:惠、郭此联“仅仅是他们为满足与确有蔡锷自证依据的下联的对仗需要,附会张良的故事,代蔡锷所起的‘别号’”。此前,曾先生又在《河北学刊》上发文说:“早在1913 年夏,由蔡锷授意并亲自审阅过的《蔡松坡先生事略》一文,未以任何方式记述他还有8 万多字的诗文曾署名‘击椎生’,则可视为实际被蔡锷本人否定了。”同时又以李文汉《蔡公松坡年谱》中“没有蔡锷有‘击椎生’这个别号或自号的记载,仅仅记“公讳锷,原名艮寅,字松坡”,就断言:“李文汉何以不在蔡锷年谱中记载他有“击椎生”这么个别号或自号? 是他孤陋寡闻,未下功夫搜集史料,或没有看到史料中有惠我春、郭燮熙这幅挽蔡锷联?我敢说,肯定不是”,并得出“李文汉就否定过惠我春、郭燮熙的说法”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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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笔者认为,曾先生以《蔡松坡先生事略》和《蔡公松坡年谱》中没有关于击椎生是蔡锷别号的记载,就断言蔡锷和李文汉否定击椎生是蔡锷别号的观点,过于草率和武断,明显是对史料的误读,这里面有四错:

第一,从逻辑上讲,《蔡松坡先生事略》和《蔡公松坡年谱》中没有说蔡锷有击椎生的别号,并不等于蔡锷本人和李文汉就否定了击椎生是蔡锷的别号,没有说某件事和否定某件事不是同一概念,这二者之间是不能简单划等号的。如果曾先生的以上逻辑能够成立,那么请问曾先生,李文汉在《蔡公松坡年谱》说了“劫火仙”是蔡锷的别号或笔名了吗?据笔者查考,李文汉对此只字未提吧。按照你曾先生的逻辑,这岂不就证明李文汉否定了劫火仙是蔡锷笔名?既然如此,你曾先生为何又公然在《蔡锷集》的前言中说:蔡锷“从梁启超的安排,先至《清议报》任编辑。他为该报新辟《瀛海纵谈》《译书附录》两个专栏,并亲任主笔,以劫火仙为笔名,先后发表了40余篇时评、政论文章,和长达6万余字的译著《支那现势论》”呢?!为何又公然将劫火仙发表的40余篇时评、政论文章和长达6万余字的译著《支那现势论》收入《蔡锷集》呢?!

第二,从研究思维和研究方法上讲,曾先生简单地以《蔡松坡先生事略》和《蔡公松坡年谱》为根据来断定是非正误,本身就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和方法,也不是科学的究思维和研究方法,而且这种错误的、不科学的研究思维和方法还导致曾先生自相矛盾,难圆自说。再如,曾先生说:“《蔡邵阳全集》第四卷的目录中列出的蔡锷‘诗’也只有‘二首’,而无以击椎生为名发表在《云南》杂志上的那20首诗作。”请教曾先生,既然你以李文汉《蔡公松坡年谱》及其《蔡邵阳全集》划线,那么,如你所说李文汉“花了‘十数年’的功夫”编的《蔡邵阳全集》第四卷的细目中列出的蔡锷‘诗’也只有‘二首’”,何以你曾先生所编《蔡锷集》中所收的蔡诗有十数首?这当中多出来的是不是蔡锷的诗?再请教曾先生,《蔡邵阳全集》的诗文杂著第四卷的细目中有《军国民篇》吗?有《军事计画》吗?有《五省军事联合计划草案》吗?不可辩驳的事实是都没有!既然都没有,按照你曾先生的逻辑,这些都不能算是蔡锷的遗著,都不能将其列入蔡锷文集。这样一来,曾先生以前所编的《蔡锷集》岂不要把这些文章统统删除?!

此外,笔者早在1912年《蔡锷的击椎生笔名考论》一文中就曾强调指出,郭燮熙等人所编《蔡松坡先生事略》一文的原稿封面上虽有“蔡阅”的批语,却其中仍存在一系列明显的重大错误和重要遗漏。例如,蔡锷从1900年到1911年之间10多年经历的时间节点全部不对,《支那现势论》的发表时间,入成城学校和从成城学校毕业、与黄兴等人创办《游学译编》、考入陆军士官学校和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以及回国、入湘、入桂等重要时间节点全部弄错了,还缺蔡锷1908年在南宁的情况。并说蔡锷“乙未十三岁应试入泮,随师樊山肄业长沙”,不仅事属乌有,而且连蔡锷老师樊锥的名字都写错了。因此,一向办事认真的蔡锷是否真正审查过此文值得高度怀疑,不能简单、完全相信,更不能以此作为依据来判定蔡锷生平事迹。既然曾先生以“由蔡锷授意并亲自审阅过”的《蔡松坡先生事略》划线,那么为何你曾先生在《蔡锷集•前言》中介绍蔡锷到云南之前的经历时,所有时间节点却都与《蔡松坡先生事略》中的不一致呢?!既然你曾先生自己都不信《蔡松坡先生事略》,为何又以此为证据反驳别人呢?!岂不是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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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第三,从相关的史料看,与李文汉《蔡公松坡年谱》同年面世的,还有由蔡锷的生前好友石醉六、岳森、李剑农、刘达武等人编纂出版的《蔡松坡先生遗集》共12集,该书由时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与著名历史学家李剑农作序,是民国时期最全面、最权威的收录蔡锷将军遗作文集,也是后来众多学者编纂蔡锷文集的重要史料依据,以及研究蔡锷将军生平事迹的重要史料。《蔡松坡先生遗集》所附《蔡松坡先生年谱》中就有清清楚楚有蔡锷“署名奋翮生,一署击椎生”的记载。既然同为史料,且后者比前者规模更大,史料更丰富,曾先生又为何信前者而不信后者呢?!

第四,从来自同一人的史料看,1913年,郭燮熙等人编《蔡松坡先生事略》一文中虽未提及蔡锷击椎生的别号,但如前所述,1916年11月郭燮熙本人在挽蔡锷联中明确写道:“少年别号击椎生”。但对于同样来自郭燮熙的记载,曾先生却采信前者,而否定后者。再说,郭燮熙后来又担任云南政见商榷会的总务干事,击椎生《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就是发表在该会的机关刊物《南针》上。因此,对于在《南针》杂志上发表这样的重磅文章的作者击椎生的真实身份,郭燮熙不会不知道,所以,蔡锷逝世后,郭燮熙在挽联中明确提出“少年别号击椎生”,实际上就是对自己以前所作之《蔡松坡先生事略》一文的修订和补充。同样是郭燮熙所说,曾先生却宁信其《蔡松坡先生事略》,而不信其挽蔡锷联,这是不是自相矛盾吗?!

由上可证,曾先生对于史料的采信和取舍的标准是,凡是符合自己“击椎生不是蔡锷”的主观预设则可,反之则不可,即便其来自同一个对象。因此,曾先生得出错误结论,是误读所致,而其误读又为其主观预设所致。

总之,无论是蔡锷生前还是死后,都有确凿史料证明,击椎生就是蔡锷别号或自号。曾先生简单以某人没有说过某件事等同于某人就否定了某件事,是对相关史料的误读,其论证和结论完全不能成立。在没有出现新的经得起检验的能够直接证明击椎生不是蔡锷别号或自号史料的之前,笔者仍认为击椎生是蔡锷的别号或自号。

好了,今天先聊到这里,对于这个问题您有何高见,欢迎在下方留言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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