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太古选官制度的变迁及启示,中华文明演进

作者:网站首页

在中华文明演进中,发展是持续性的,经由改革和创新而达致社会的稳定是常态,虽时有惰力滋生、脱序现象出现,但不乏内在的纠偏动力,维新机制屡屡将中华民族从危境中解出,走向新生。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变化及启示

自二里头遗址算起,中华文明至少已历经五千余年。回顾中华文明演进史,我们不难看到先民在克服自然灾害压力中释放的豪迈与豁达,也不难体味先贤消除政治体制机制阻力所表现的变革与创新,正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种自我更新机制,日益衍化为中华文明延续发展、不断进步的内在文化动力。

选官制度是保证封建制度的重要举措,历代统治者对此极为关注,选拔标准有家世、财产逐渐发展到才学,形式日益严密,选拔标准逐步趋向公平、客观。

社会稳定是历史演进常态

一、古代的选官制度的变化

在黄河中下游和淮河流域为中心的辽阔平衍大地上,我们的祖先依恃气温和暖、土地肥沃、河流纵横开展农事活动。周人在周原创造的农业文明开辟了中国农业的一个新时代,至战国时期,中华文明迎来了又一个辉煌时代。农业生产进入铁器时代,思想文化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儒法道兵农阴阳各种学说竞展其长。时至汉朝,中华文明已将其影响扩大到西域各国。在南方地区,经济文化亦加速发展,水稻逐渐成为人们的主食。

1.夏、商、周时代:世袭制亦称世卿世禄制,盛行于夏、商、周时代。原始社会末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禅让制破坏后,出现了“大人世及以为礼”的世袭制。世袭制的特点是王权与族权统一。它通过家族血缘关系来确定政府各级官员的任命,依血缘亲疏定等级尊卑和官爵高下。凡定爵位与官职者都世代享有采邑和封地。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它是历史的进步,其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发展。

唐朝时,中华文明令日本、朝鲜等国倾慕不已,纷纷仿效。宋朝以后,南方造船业蓬勃发展,海外贸易兴盛,丝绸、瓷器、茶叶、铁器等成为海外王公贵族竞相囤聚的美物。起初在士大夫阶层中遵循的“礼”逐渐下移到民间,引起全社会崇礼尚和的新风尚。日益扩大社会影响力的科举制度不断渗透到王朝新置州县的汉族及少数民族地区,都市文化更加繁荣,科技发明更加密集。随着中国精致手工业品向外输出,中华文明的内聚效应进一步彰显。

2.秦国:按军功授爵,打破了奴隶主贵族世袭爵位的制度,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增强。

到清代康雍乾时期,中国政治制度建设又臻于新高度,民族关系趋向和谐,人口流动催生了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交融性的发展,台湾、西藏、新疆亦内附进入中华大家庭,形成统一的多民族相融的和美局面。这一发展过程除了少数对极端势力的兵戎相见之外,更多是由心悦诚服的相互欣赏而产生的彼此共融。“天下大同,协和万邦”,成为建立对外关系的基本遵循。在中华文明向外传播的过程中,无论是陆上“万里驼铃”,还是海上“万里波涛”,都谱写了“各美其美”与“美人之美”的篇章。

3.两汉:汉朝建立了一整套选举人才的选官制度,其中,察举即选举,是一种由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是两汉选用官吏最主要的途径;察举制,初期以“乡举里选” 为依据,注重乡里舆论对某位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在选官制度日趋腐朽的情况下,出现了一批世代为官、把持中央或地方政权的豪门大族,累世公卿的世家地主因此形成并发展起来。后期,宦官把持用人大权,选官制度更加腐朽,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腐朽居面。另外,西汉皇帝还征召才能之士,令官吏陪同入京,授予官职。

从五千多年文明演进中,我们也能看到兼具发展与稳定、出现惰力与图谋改革、时有脱序状态与重建秩序的努力。从历史演进的总体而言,中华文明的发展是健康的,惰力与脱序可以在变革和重建中得以较快消除,社会稳定则是历史演进常态。

4.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注重门第出身。中正官的设置,既保留了汉代乡闾评议的传统,又改变了汉末名士请议左右乡议和地方大族操纵选举的局面,把品评与选官的权力收归中央。这对杜绝朋党,破除门阀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别在实行初期,对加强曹魏政权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起初,这一制度是致力于解决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统一问题,是对汉代选官传统的延续,也是对曹操用人政策的继承。但到魏晋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划分,已经背离了“不计门第”的原则。此后的三百年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而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护士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因此当士族没落以后,九品中正制也被彻底废除了。

国家职能由早期的“祀”与“戎”逐渐演变为三省六部制,再到军机处、理藩院、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职能逐渐增益,官僚队伍却一直保持较小规模。这便于其子民在较轻负担下激发生产积极性,推动农、工、商、虞的发展,官手工业能将生产技艺推进到精细程度,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中国历朝注重对灾异的事先、事中、事后应对,在赋役制度体系中建立了赈济蠲免存留等制度。中国社会中的家族组织、会社组织、会馆组织既追求自我发展,亦颇留意解救贫困族人、乡人和客居同乡的生存发展困境,从而将社会矛盾缓和下来。中国社会基层的这些民间组织,多具有伴随时势演变而不断自我更新的能力。

5.科举制:历史沿革: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员;隋炀帝时,始建进士科,科举制形成;唐朝继承和完善科举制度:贞观年间,增加考试科目,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武则天时,增加科举取士的人数,首创武举和殿试;开元年间,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科举考试地位,后成定制。北宋的科举制比唐朝有了进一步发展:考试分为乡试、省试、殿试三级,严格科举考试程序,举人经礼部考试后须经殿试才算合格,录取权由皇帝直接掌握,殿试成为定制;考试科目逐渐减少,进士科成为最主要科目;实行糊名制,即将试卷上的姓名、籍贯密封,防止考官舞弊;录取名额比唐朝大大增加。明朝沿袭了前代科举取士制度。为严厉控制士人的思想,科举试卷仅从儒家的四书、五经中命题,而且只准用程、朱理学的观点,不许发挥个人见解;答卷的文体,有严格的规定,分八个部分,称为“八股文”。八股取士制度,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20世纪初,由于国内形势的剧变,封建科举制度已不适应形势的需要。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

制度演进具有层累性

评价:科举制的开创实质上是社会经济发展、阶级关系变动的产物。积极作用:开放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改变了封建前期世族门阀把持朝政的局面;广大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入士做官,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和活力;选拔官吏从此有了文化知识水平的客观依据,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文官队伍;读书、考试、做官三者联系,把权、位与学识结合起来,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E.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如唐以诗赋取士,促进唐诗繁荣。消极作用:明清实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应考者,使许多知识分子不讲实际学问或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明清八股取士为封建统治者培养的忠实奴仆,严重桎梏了人才的成长,是统治者加强专制主义皇权统治的重要手段。

从选官制度而言,选贤任能是较早便被尊崇的最高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选拔方式不断经历着变革。尧将帝位转给舜,遵循的是禅让制度。汉代,则开始推行察举制,注重考察士人的德行,先德后艺,当时设有贤良方正、贤良文学、孝悌力田、茂才异能、直言极谏和孝廉等科目。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冲破九品中正制、改变世家大族垄断官途的现象,在王权积极护佑下获得正统地位,越来越制度化,体现出客观性和公平性。宋代科举追求“至公若权衡”,明代的南北卷制度、商籍制度分别体现了对地区文化差异、商人阶层利益的兼及,给予边陲地区单列保障名额则体现了对文化相对落后地区的政策倾斜,包含了带动落后地区发展的良好企求。

二、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变化规律

科举制度得到广泛推行后,察举、征辟等旧的选官方式仍不时在限定范围内继续发挥作用,因为旧的制度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灵活性,体现了中华文明制度演进的层累性。制度运行时常具有经权性的变通,体现出刚性与柔性相结合的内在张力。譬如,清朝将封印制度庄严地记录在《会典》等典章制度文献中,要求全国上下一体遵行,仪式务必恢弘隆重,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表现为经权互参的状态:对不同级别的官员而言,封印假期存在长短、有无之别;皇权可在特殊情况下要求官员放弃休假,致意于政务。总体而言,上层官员在封印期间的休假大多名存实亡,下层官员在封印期间的休假因“封印停讼”而基本得以落实。在具体实践中,“预用留白”得到谨慎的、有限度的使用。这种经权互参的制度运行实态,彰显了传统政治制度的内在魅力。封印制度多行于年节期间,官僚机制暂时停转,既给官员们以休整的机会,也营造出官民同乐的气氛。但是,王朝的延续仍须面对突发事件,许多政务难以完全停摆,于是出现了清代封印制度在实际运行中“要事立办,细事展限”的经权互参状态。既给予高层官员年节休假的制度规定,又不以王朝政务的停摆为代价,实现了官员休假权利与王朝正常运转的统一。在任官制度上,强调易籍就任,以期最大限度地杜绝就职本地更容易出现的腐败现象。

古代选官和用人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社会兴衰。因此,选官制度是保证和巩固统治者统治的重要举措;历代选官制度在执行初期都主要起到巩固统治的积极作用,但这些制度在执行的后期,逐渐影响和阻碍社会的发展;选官制度的主要标准由家世、财产、门第逐渐发展到才学,选拔方式渐趋严密科学,标准逐步趋向公开、公平、客观;影响我国时间最长的选官制度是科举制度,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选官方式。明朝之前的科举制度推动了我国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积极性占主导地位;但明朝之后的科举制度消极作用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一项愚民政策,阻碍了社会进步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中国土地制度演进,则从注重人头的赋役日益向关注土地的田赋转变。这一演进趋势使部分农业劳动者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壮大了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劳动力队伍。商业繁荣、贸易兴盛带来的商业税收亦可缓解农民的负担,为临时的军需和国家的大型工程储备财力。

三、对中国古代选拔人才制度的几点启示

维新机制使中华民族走向新生

1.在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历代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地位,都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人才,并逐步建立了一套考试和选官的制度。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统治者选拔人才的标准及方法途径不尽相同(主要有德才、门第之分),但它们有相同的历史作用,即对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促进封建社会发展有着巨大作用。

在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时常出现“脱序”现象,但不至于出现文明中断,而是总能回归有序状态。盗匪猖獗可能在一定时期或一定范围内存在,但抑制盗匪的官方军队和民间武装多能有效发挥作用。革命荡涤了旧体制的污泥浊水,可能引起一定的社会震荡,但秩序的重建往往能在尽量短的时期内完成。新的王朝总能承继此前运行有效的制度,适时建立旨在消除旧制度痼疾的新体制。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分封制度,时常以皇权的被削弱、藩属的坐大而告急,新的王朝则往往着力构建凸显中央权威的制度体系。明君贤相是王朝运行的理想状态,但有时也会出现君权的独揽或相权的膨胀。

2.两汉时期,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实现,迫切需要一种使中央集权正常运作的选官制度,两汉时察举制度应运而生。但由于两汉时期尚处于封建社会的初步发展阶段,察举制作为选拔人才的制度是很不完备的。在经历了长期的分裂以后,隋唐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长治久安,推行科举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在于选拔人才,并为以后历朝所沿袭。

这类“脱序”现象一般不会延续太久,而多能在大臣的谏言与奏折等多重保障体系中得到矫正。举起“义旗”的起义军有时也会形成较大规模,但结局是有的主动投首,有的接受招安,从王朝的反抗力量转变为王朝的支持力量。宋朝的宋江、明清之际的郑芝龙势力,都是如此。

3.科举制度在隋朝创立,唐朝完善;宋元时期得到发展;明清时各种弊端日益显露。我们对其作用必须一分为二地评价。积极方面主要体现在:它彻底打破了官僚贵族世家依仗门荫资历对选官的垄断,在较大的社会范围中开辟了一条入仕的途径,政权的社会基础更为扩大;它把选官制度和教育制度结合为一体,这对于从整体上提高官员的文化素质,更熟练和理智地履行管理国家的职能十分有利;它不仅在中国仍至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朝鲜和越南长期实行过科举制,英美等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也受到科举制的影响,科举制西传欧美并影响世界,是我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消极方面主要表现在:这一制度发展到明清,出现了八股取士后就走向了极端,极大地束缚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压抑了科技的发展,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因此,在中华文明演进中,发展是持续性的,经由改革和创新而达致社会的稳定是常态,虽时有惰力滋生、脱序现象出现,但不乏内在的纠偏动力,维新机制屡屡将中华民族从危境中解出,走向新生。

4.人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完善考试制度,有利于选拔人才,任用德才兼备的人则国兴,任人唯亲,姑息养奸则国衰。我们应树立科学正确的人才观,尊重知识和人才。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本文由波肖门尾图库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

关键词: 波肖门尾图库 生财有道图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