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的日本来华留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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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简介

《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1871-1931)》,谭皓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98.00元

作者在充分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中日双方原始档案史料,并与时人日记互证,以“二重印证”的方法考证、修订出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生来华留学的史实,梳理日本中央政府、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文部省、农商务省等对华派遣留学生的经过,从而较为系统地还原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留学生是各国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就中、日两国而言,遣隋使、遣唐使在推动日本的封建化改革上有很大影响,中国留日学生更是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领域扮演了重要角色。人们对这两段历史都比较熟悉,但少为人知的是,日本在近代也向中国派出了一些留学生。日本政府为何要派遣留华学生?他们在华留学期间的状况如何?他们在两国关系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些是《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1871-1931)》一书要解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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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船来航后,日本开始向欧洲派遣留学生。1871年,中日签订《修好条规》,开始建立起近代外交关系。因日方负责翻译的唐通事主要学习南京话、福州话,不通北京官话,虽然双方可以通过笔谈的方式进行交流,但毕竟存在不便,所以明治政府于1871年首次派遣7人来华留学,以培养会北京官话的汉语翻译,这是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的开端。

出版日期:2018年1月

近代日本官派留华学生的派出机构、目的并不一致,据此可将日本官派留华学生分为四类:一是主要由外务省派出的“语言翻译型”留学生,二是由军事部门派出的“军事侦察型”留学生,三是由商业部门派出的“商业调查型”留学生,四是文部省派出的“学术研究型”留学生。

绪论

“语言翻译型”留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培养中日交涉的翻译人才,他们在来华之前多已具备一定的汉语能力,学成后正式进入外务省服务,成为对华交涉中倚重的人物。如1876年来华的中田敬一,负责了1879年中日琉球交涉中的翻译工作,在甲午战争前后担任外相陆奥宗光的秘书,参加了马关谈判。小田切万寿之助后来来华担任领事、公使,在东南互保、善后大借款等事件上发挥了很大作用。船津辰一郎后来在日本驻华使馆工作多年,七七事变后,他先后参与了“船津工作”及“钱永铭工作”,推动中日“和平”,还担任了汪伪政权的顾问。十月革命后,外务省还派遣学生到哈尔滨学习俄语,其中的杉原千畝后来在任立陶宛代理领事期间,从人道主义出发,抵制外务省的命令,为数千名犹太人提供了签证,使他们逃脱了被屠杀的命运。

1871年5月,日本横滨港。是时明治政府刚成立四年,但百姓已切身感到诸多有形与无形的变化。接替幕府将军新掌大权的明治天皇不仅从古都京都移驾江户,改称“东京”并定都于此,而且面向朝野颁布了“五条誓文”,誓言破旧来陋习、求知识于世界,积极向西方国家求学以图自强。于是,距离首都不远的横滨俨然成为连通日本与世界的国际港口。

“军事侦察型”留学生主要是利用留学的形式为军事调查、对外扩张服务,在学习汉语的同时,主要进行侦查、测绘及收集军事、人口、地形、气候、财政等方面的情报。1874年日本侵略我国台湾时使用的军事地图,是由首批留华学生福岛九成提供的。仁礼敬之对中法马尾海战的侦查报告,是甲午战争期间日军预判中国海军舰队战法的重要参考。

在港内熙攘的人群中,几个年轻人匆忙穿行,生怕误了登船时间。他们要搭乘的是美国太平洋汽船公司的一艘蒸汽轮船,不过目的地不是欧美,而是熟知其古而不知其今的中国。他们即将在那里度过数载留学生活。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他们或许忐忑不安,或许也对千年前先辈随使赴唐留学的情景浮想联翩,憧憬像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那样扬名中华据《续日本纪•卷三十三》载,“我朝学生播名唐国者。唯大臣及朝衡二人而已”。即指吉备真备与阿倍仲麻吕(亦名“朝衡”“晁衡”),因而心潮澎湃。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他们是受明治政府之命来华留学的。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制度于焉展开。

“商业调查型”留学生主要是对中国的经济进行调查。在满铁调查部及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的调查之前,日本政府就派人对中国的经济情形进行了详细调查。19世纪末,农商务省派到中国来的“实业练习生”,在学习中国纺织、工矿、水利、商业等技术的同时,主要精力用来调查相关行业的情况,其报告以《农商务省商工局临时报告》的名义出版,成为日本政商各界了解中国行业技术及经贸动态的重要指南,为日本拓宽在华商贸业务提供了重要情报。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古代日本遣隋使、遣唐使、留隋学生、留唐学生、入宋僧、入明僧等来华交流、学习的历史已为世人熟知。进入近代,特别是甲午战后,师生关系易位,旧时门生日本摇身变成老师,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为振兴中华而负笈留日。这一被称为中国“留日学生”的群体,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要言之,一方面,他们引领着近代中国社会的思考。留日学生将大量日本引进的西方新思想、新文化、新概念、新词语引入国内,在这个拥有两千年帝制的国度里掀起了“改良与革命”“帝制与共和”等讨论,推动了思想观念的新陈代谢。另一方面,他们践行理念,投身革命,创建“中华民国”这一亚洲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中日两国学界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积累了大量成果。其中,日本方面以实藤惠秀20世纪30年代就已基本成稿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最为著名,战后阿部洋等亦取得了一系列出色的成果;中国方面则以王晓秋、李喜所等为代表,从文化交流史、留学史等角度进行了卓越的研究。这使世人得以一睹近代中国人赴日留学的盛况。

“学术研究型”留学生主要是为了培养日本各大学的汉学研究人才,如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宇野哲人、桑原骘藏、盐谷温、仓石武四郎等人都是由文部省派遣来华的,归国后在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名校执掌汉学教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他们的著作至今仍是中日两国相关领域研究者的必读书目。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如仓石武四郎在北京留学期间,到北大、北师大等大学旁听马幼渔、朱希祖、钱玄同等著名学者的课程,拜访了鲁迅、陈寅恪、范文澜等人,还搜购了大量清代图书,其搜藏的程乙本《红楼梦》是红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珍本。回国后,仓石在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任教,编著了大量汉语学习教材、辞书,战后更是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1954年,仓石受邀参加了日本学术界访华代表团,了解到了新中国语言文字改革的情形,随后将简体字和汉语拼音方案介绍到日本,促进了日本汉语教育与研究的发展。

然而,遗憾的是,对于与之相对的近代日本人来华留学问题,特别是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问题,如到底有哪些人在何种制度背景下经由怎样选拔来到中国,留学期间所学所为及其对中日两国之意义、影响又是如何,在两国乃至世界近代史上又占有何种地位,中日两国学界都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甚至缺乏自觉回答的意识。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作为一部反映近代日本人留学中国史的力作,《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1871-1931)》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作为留学生派遣国的日本因同类热点问题的存在而产生研究盲区,导致问题意识的缺失。与中国学界关注“留日”“留美”者等对本国近代化之作用一样,日本学界也主要将目光集中在其“留德”“留美”者等身上。客观而言,近代日本留学欧美者在规模、后世影响等方面都远超留华者,确为其留学生派遣之主流。相关研究则因之成为热门话题,而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问题似置身油灯下的黑影中,成为研究盲区。

一、作者搜集了大量的日文资料,特别是日本外务省、文部省、农商务省、陆军省、海军省等机构派遣留华学生的日文原始档案资料,以及大批日本留华学生及交游人物的日记、游记、回忆录等私人文书,各种报刊资料等。

其次,作为留学生接收国的中国缺乏研究主体意识和研究自觉。虽然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欧美国家及其“再传弟子”日本吸引了大量中国人前往留学,中国同样作为留学接收国,接纳了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外国人来华留学。然而,中国学界对此研究阙如,这暴露出中国尚缺乏研究主体的自我定位与研究的自觉。

二、该书对日本官派留华学生的情况进行了细致、严谨的考证。如对于陆军省派遣的首批留学生在北京期间的情况,《对支回顾录》记载不详,档案能提供的资料也有限,作者利用日本僧人小栗栖香顶的《北京纪游》予以重建。对于前人研究乃至史料中的错误也有纠正。

再次,相关研究具有难度。一是档案资料有待挖掘。中国“留日学生”研究兴隆,得益于日本接收留学生的机构至今仍保存着比较丰富的档案资料。相形之下,中日双方现有日本“留华学生”相关档案资料有限,有待挖掘。二是留学问题的特殊性使研究需要综合利用日文、中文乃至英文等多语种档案、回忆录等资料,进一步增大了研究难度。三是在评价上对“侵略—反侵略”理论框架的创新与突破同样具有难度。

三、该书不仅写出了日本派遣留华学生的背景、制度变迁及影响,还关注到留华学生的个体体验,并把两者进行互补互证,使得该研究更加全面、丰满、鲜活。如在汉语学习问题上,作者指出由于缺乏合适的教材及学校,早期留华学生通过聘请私人教师、日译中等方式提升汉语水平,使用的教材是英国人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因该书是为英国人学习汉语编写的,且主要在英国发行,在华流通有限,因此这些学生只能通过从英国驻华使馆借阅、抄写的方式来利用这一教材。

因此,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问题鲜有人问津。然而,研究这一问题的意义却不可小视。

近代日本官派留华学生在中日关系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人推动了日本的对华侵略,另一些人为战后中日友好交流奠定了基础,这是一段中日两国共有的历史,当可为两国走向不忘历史、面向未来的新关系提供借鉴。

第一,这是中国学者应有之使命。

一方面,由于中国“留日学生”群体的巨大历史贡献及大量相关研究的存在,学界多以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仅是由日本向中国的单向流通,忽略了同时期由中国向日本流通的存在,忽视了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及传统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惯性。因此,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研究将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双向性正名。

另一方面,近代日本来华留学者目的繁杂,品类不一,有些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扮演了复杂的角色,甚至沦为日本侵华的帮凶。中国是留学生接收国及侵略战争受害者,中国学界有义务也有责任从自身立场出发,对近代日本来华留学群体在中日关系史上扮演的角色和历史作用予以评价。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学者的使命。

第二,这将推动近代中日关系史及中外教育交流史的研究。

近代以来,留学成为人类文教交流的重要途径之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留学史与学术史、教育史密切相连,留学潮的兴起消落往往与学术中心的迁变息息相关;而其背后表现出来的政府决策功能和文化意识,往往关系到一个民族—国家的长远发展”叶隽:《异文化博弈:中国现代留欧学人与西学东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总序”第2页。。然而,中国学界对于近代中日关系史及中外教育交流史的研究仍有重政治史、军事史等方面的倾向,对以“留学”为载体的文化交流挖掘深度不够。因此,这一研究将为更加全面地理解近代中日关系史及中外教育交流史打开新的视野,提供生动的历史图景,推动认识向纵深发展。

第三,这将为东亚国家审视现实问题提供历史视角和世界性立场。

在经济全球化、人类社会高度互联的当今世界,原有的仅以本国为中心的“一国史观”已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取而代之的是对“跨国史”“区域史”乃至“全球史”的关注。作为百年前东亚国家间文化互动的历史实践,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制度的发展与多国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及教育等诸多领域产生联系,其中的经验教训不仅可为处理当下国家关系提供历史视角,亦可为构建超越国家藩篱的世界性立场做出贡献。

第四,这将为中国思考当下外国留学生教育提供历史借鉴。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来华留学的外国人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便是如何进行留学生教育的问题。留学生是沟通母国与留学国间的使者,往往成为两国友好往来的推动者。但是,留学生并非一律对留学国抱有好感,一个国家的留学生培养政策及实施状态将左右留学生对该国之认识,进而影响国民情感乃至国家关系。所以,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研究将为中国思考当下外国留学生教育提供历史借鉴。

总之,这段由百年前日本“留华学生”与中国老师共同铸就的留学史,相较于古代日本人留学中国史,内容更加丰富,性质亦更加复杂,折射出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光与影。它虽淹没在历史长河中鲜为人知,但至今仍传输着时代回响,有待学界钩沉与考订。那么,让我们与当年日本“留华学生”一同登船起航,开启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研究之旅吧!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之背景

第一节 17~19世纪中叶的日本与世界

第二节 西力东渐与日本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开始

第三节 日本幕末期对华派遣留学生的尝试

第二章 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之开端

第一节 近代日本首批官派留华学生

第二节 陆军省首批留华学生

第三节 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之始

第三章 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之发展

第一节 参谋本部“清国语学生”派遣

第二节 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的制度建设与实施

第三节 大藏省留华学生派遣

第四节 海军省留华学生派遣

第四章 世纪之交的新动向

第一节 外务省新制度框架下的留华学生派遣

第二节 农商务省留华学生派遣

第三节 文部省留华学生登场

第五章 侵华战争前留华学生派遣的走向

第一节 外务省留华学生的委托培养

第二节 文部省“在外研究员”制度问世

结论

参考文献

附录1 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生名录(1871~1931)

附录2 中日对照年表(1840~1931)

人名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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