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研究回顾

作者:文学解读

百年回眸,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世界性战争浩劫,对当时世界格局乃至世界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因而“一战”史成为史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史学界对“一战”问题持续关注,相关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所提升,在战争起源、战前国际关系、战时宣传、战争影响等领域形成了独到的研究成果;研究视角和主题日趋多元,特别是近10年来出现了“社会文化”转向,学术旨趣从传统的政治、外交领域转移到社会文化领域,聚焦于“一战”前后的社会群体、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展开研究。笔者拟从40年来“一战”研究成果的现状、参战国研究的态势与目前研究存在的缺陷三个层面予以概要述评,以期引起史学界的共鸣与反思。

图片 1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地图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帝国主义为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全球霸权而爆发的一场世界级帝国主义战争。英国在这场战争中,虽然成为最后的胜利方,但也带来了巨大损失。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 虽然英国赢得了战争,并从战争中获得了新的殖民地,战争的巨大开销使得英国无法继续承担维系一个帝国所需要的庞大财政支出。英国有数百万人死亡,无数资产被毁,其结果是债台高筑、资本市场的混乱以及在海外殖民地英国籍官员人数的缺乏。与此同时,民族主义情绪在新老殖民地都在高涨,而帝国的参战以及非白人士兵在战争中所感受到的强烈的种族歧视都更加助长了这种民族主义情绪。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的影响 经济上,战前的债权国变为战后的债务国,战后经济长期低靡、不景气,国际金融中心也由英国伦敦转移到了美国纽约。一战中,英国的商船队遭到巨大损失,使其航运业遭遇重创,也导致英国贸易量的下降。 政治上,主要体现在英国自由党的没落。在一战爆发前,英国自由党通过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和立法,开创复兴的局面。历史证明,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作用下,才进一步激化了英国的国内矛盾,加剧了政坛的冲突,从而导致了英国自由党的没落。在此过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表现出了强烈的催化作用。1918年,自由党尚可与其他政治力量联合而维持劳合·乔治的首相地位,但以后自由党在大选中的得票率持续下降,1923年的大选中,工党得票率首次超过了自由党,成为英国的第二大政党,而自由党从此以后再也未能成为第二大党。 国际影响力方面,虽然英国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保持了国际事务领导者的地位,但是由于其经济、军事实力的严重倒退,事实上使得英国不可能再像一战前那样控制世界,“日不落帝国”世界政治、军事霸主的地位都已名存实亡。华盛顿海军会议上规定英美海军实力保持一致,这说明英国无奈的承认了一战后不再是全球霸主的事实。 社会方面,一战使大量英国男子离开原先的工作岗位而参战,一贯被视为弱者的妇女接替男子,参与大量战时工作。一方面妇女作为家庭支柱,承担稳定社会的重任;另一方面妇女广泛就业,直接参加战时经济和社会事务,为英国取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妇女社会经济地位,加速了女权运动的发展,而且使英国社会对妇女的传统偏见有所削弱。经过一战的冲击、影响,英国妇女终于获得了选举权。所以说,一战推动了英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殖民地方面,在战后虽然领土有所增加,但其对领土的控制力却因战争的巨大伤亡与物资损失而大大削减,此后英国的殖民地有很多开始独立,对英国社会各方面都带来很大影响。

研究成果日趋丰富

关于“一战”的起源问题,我国史学界基本认同“帝国主义的发展”和“帝国主义国家间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论断。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对其他战争诱发因素展开了讨论。如时殷弘《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因——一种宏观阐析》(《江海学刊》2000年第1期)认为,欧洲整个社会的机体弊病表现为:同盟—协约两极结构的致命特征、欧洲外交素质和政治机体的堕落、欧洲社会心理的病变孕育了战争的种子。此外,战前的民族主义思潮也成为讨论焦点之一。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支配了欧洲强国的内外政策(李义中:《民族主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3期)。

关于“一战”前后的国际关系,国内史学界主要以参战国为研究单位,以双边关系为研究重点。对战前的国际关系研究多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前,以国际关系趋于紧张、矛盾重重为基调,学者们从各参战国间的紧张关系来探讨“一战”近因。关于战争期间的研究,参战国与中国的关系变化研究(特别是中日、中美关系)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关于战后的国际关系,主要以“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为中心进行考察。另有少数论著从宏观层面探讨一战与国际格局间关系(光仁洪:《均势和一次大战前二十年国际关系的变化》,《世界历史》1981年第2期)。

战争期间各参战国宣传战研究,近20年来大量涌现。英、美两国的战时宣传成熟且高效,因而相关研究相对较为丰富。文章多从战时宣传的手段、目的、结果和影响等方面探寻其与“一战”进程的关系,同时通过这一视角观察民众社会心理的变化。在美国战争宣传研究方面,多以“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这一战时宣传机构为切入点,以“对华宣传”为主要研究主题,如任一《“寰世独美”:五四前夕美国在华宣传与中国对新国家身份的追求》(《史学集刊》2016年第1期),钩沉了五四运动前夕美国在华设立的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所宣传的美国式社会秩序构想并得到国人热烈反响的历史。高莹莹《一战前后美日在华舆论战》(《史学月刊》2017年第4期),则考察了美国在华对日宣传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对英国战时宣传的研究,以英德两国战时宣传比较研究为主。如邢来顺《布赖斯报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对德宣传战的典范》(《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吴文武《国际法、女权保护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德宣传战》(《史学集刊》2005年第2期)。

伴随着欧美“新史学”的兴起,近10年来的“一战”史研究出现了一种“社会文化”转向,开始关注战争期间的某些特定社会群体(如妇女、侨民、士兵与战俘、知识分子、非政府组织)以及欧美和平运动等。在妇女研究方面,妇女选举权、社会地位和就业问题是探讨重点。如陆伟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世界历史》2011年第2期)、薛永生《论一战与英国妇女选举权的实现》(《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9年第21卷第3期)。这些研究揭示了“一战”期间为了填补劳动力缺口,大量妇女进入工厂,她们对战争和社会的贡献提升了其社会地位、开拓了视野,自主意识和女权意识增强,从而有了获得选举权的主观意愿和客观条件。关于侨民和战俘的研究,多集中探讨“一战”期间中国政府对德、奥侨民和战俘的处置及境遇。如郭家宏、李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士兵分居补贴制度研究》(《史学月刊》2008年第4期)。

参战国研究升温

在专题性研究成果不断推陈出新、亮点频现的同时,学者们对“一战”各参与国的关注也日益增温,尤其是对中国、美国等“一战”的“配角”倾注了大量研究热情。

作为老牌殖民帝国和经济强国的英国在“一战”后迅疾衰落,其在经济、政治诸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经济方面,学界多探讨英国战时经济政策和战后经济地位衰落的表现——金融地位、贸易、海外投资等的下滑问题。在政治领域,自由党的衰落和工党的兴起颇为瞩目,如高岱《英国政党政治的新起点——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英国自由党的没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全面阐述了“一战”对自由党的巨大冲击、新自由主义经济原则受到挑战、自由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以及工党势力的崛起。

近年来,中国在“一战”中的角色和地位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中国是“以工代兵”的方式参战,但由于英法等国的刻意忽略,长久以来,参战华工成为被遗忘的群体。国内学者通过爬梳大量的档案文献、口述资料等史料,探寻了他们以汗水和鲜血开启近代中国寻求民族国家认同与国际化的艰辛历程(徐国琦:《中国与一战:寻求新的民族认同与国际化》,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对于中国参战原因,国内学界多从中国政府由中立向参战的态度转变过程中探寻答案:如国内政治派别的斗争、国际形势的变化、转移国内矛盾的需要、提高国际地位的要求、日本“二十一条密约”的逼迫、通过参战收回部分列强在华权益的愿望等。对中国在“一战”期间及战后初期外交活动的研究,主要围绕中国中立与参战问题、巴黎和会和主要外交官的活动展开。“一战”期间国内社会动向和社会思想变迁方面的研究相当丰富。在各种思潮中,以马克思主义、“威尔逊主义”对国人影响的研究最多。“一战”期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带来了巨大冲击,目前以围绕政界、知识界名流(如孙中山、李大钊、梁启超、严复等)为中心进行的微观研究比较多见。

近10年来对“一战”期间美国的关注度明显增加,研究主题较为多元。关于美国由中立到参战的转变过程,我国史学界普遍认为是国家利益和战略考量的结果(史煦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中立”与参战》,《世界历史》1985年第10期)。对“一战”前后美国外交研究呈现出一大特点,即从理念层面来探讨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思想的实质。经济方面,学界主要关注美国战时农业、税收和银行管理等,学者普遍认为对经济方面的战时管制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战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在社会领域,研究者们注意到“一战”与美国进步主义、和平主义等社会思潮、社会运动的关系。关于战后退伍士兵待遇问题、德裔移民问题和妇女问题也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尚不成系统。

研究短板尚需加强

40年来,国内“一战”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相关成果的数量与质量不断提升。但与国际学界的“一战”研究相比,目前依然存在着某些缺陷与不足,需要新老学者们不懈奋斗、继续努力。

首先,关于“一战”前后的国际关系研究尚存在一定不足。第一,对非直接参战国和欧洲小国的研究相对匮乏。第二,研究的理论基点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现实主义考量,多侧重于政治、外交、经济层面的研究,而对大众社会心理等社会文化层面的研究相对不足。第三,缺少涉及从战前到战后的时间跨度较大、以宏观视角考察“一战”国际关系的研究成果。许多研究对原始资料尤其是外文文献的运用不足,过于借重已有的研究成果。

其次,对“一战”各参战国发起的宣传战研究也存在缺陷。如有学者就曾指出:研究对象集中在欧洲国家,片面注重宣传主体在宣传活动中的作用,高度依赖美国方面的档案。同时该领域较难发掘更深层次的历史信息,许多对战争宣传手段和影响的评价流于表面。在研究主体方面,战时宣传研究主要以英美两国为主体,其他国家的研究却很少。亟须注意的是,法国作为“一战”的主要参战国,在“一战”中的地位与作用不言而喻,然而对各参战国的研究中,直接涉及法国的研究很少,即使在传统的政治、外交领域亦如此。

目前我国学界开始对“一战”各国下层社会领域日渐关注,但与传统的研究领域相比,尚未形成规模。近10年来“一战”史研究的“社会文化”转向中,心理或心态史学、医疗史和环境史研究依然薄弱。

最后,在借鉴西方研究成果的同时,如何形成自身的研究特色并得到国际学术界更多的认可,也是值得我国“一战”史研究者们认真思考的问题。(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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