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政协协商会议,筹备新政协的第一份正

作者:文学解读

1949年9月22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筹备会代理秘书长林伯渠从新政协发起经过、新政协筹备会成立经过、三个月来筹备工作概况和出席会议的代表名单的决定过程四个方面,报告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过程。这个报告的核心内容,来自于《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将新中国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昂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这份具有政治协商与多党合作特定标志意义的政治文件,诞生于1948年秋冬时节的哈尔滨马迭尔宾馆。这份承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与多党合作历史记忆、标志人民政协“起航”意义的政治文件是怎样产生的?在它的身上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呢?让我们透过历史的烟云,一起来回溯70年前发生在马迭尔宾馆里的故事吧。

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就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协商在西柏坡、哈尔滨及李家庄、香港等地已进行了一年多时间……

马迭尔宾馆的贵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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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今天的马迭尔宾馆二楼会议室,奢华气派的欧陆宫廷风格装饰映入眼帘,依然如初保持着米黄色油漆的墙壁、厚重华丽的欧式门窗、坐椅、吊灯、壁灯。与70年前不同的,是墙壁上整齐悬挂了高岗、李富春、沈钧儒、章伯钧、谭平山、蔡廷锴、王绍鏊、李德全、朱学范、高崇民10个人的肖像,以及对1948年在此会议室达成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的内容介绍。一种庄重与敬仰感令人油然而生。

周恩来致香港分局和沪局要求将协议草案给李济深等征求意见电(1948.10.30)

最早到达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是朱学范,1948年9月29日晚上,他与谭平山、蔡廷锴聚在一起,长谈到深夜。朱学范首先表示欢迎第一批到达哈尔滨的民主党派人士。蔡廷锴说:“你比我们整整早到7个月,才是第一个到达的民革同志,其次,绍鏊先生也比我们先到。”谭平山在一旁开怀一笑,点头默许。接着蔡廷锴告诉朱学范,他们这次是应中共中央邀请来哈尔滨,商谈召开新政协有关事项的,并问:“你是否一同参加讨论?”朱学范连忙说:“这要取决于中共方面是否让我参加。”蔡廷锴接着说:既然让你搬到旅馆同大家住在一起,说明中共方面有这个意图,希望你能够参加……

在哈尔滨协商筹开新政协

沈钧儒到达哈尔滨时,已经是74岁高龄,比朱学范大30来岁,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抵哈后的第二天一早,朱学范就专门到他房间里问安。师生哈埠重逢,格外喜悦。一见面沈就说:“年初你从莫斯科寄出的信收到了。”又说:“你信上望我早日到解放区来,正中下怀,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沈钧儒还说:“来信要我劝任公亦能早来,但他素以瓦解蒋军工作为重,现在形势所趋,国民党将领纷纷与他联系之际,他正期待有所作为,暂时来不了。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任公来解放区亦指日可待了。”

1948年5月1日,经毛泽东主席亲自修改审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此后,在毛泽东、周恩来亲自部署指挥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海内外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下,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行动周密地进行着。一批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及在海外的民主人士自“南线”和“北线”(由平津等地至河北省平山县中央城工部驻地李家庄)陆续秘密到达解放区。毛泽东指定在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筹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沈钧儒还与朱学范畅谈了在香港开展新政协运动的情况,朱学范回忆说:“我获益匪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先期来到哈尔滨的有中国民主同盟东北地区负责人、时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高崇民和著名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创始人之一朱学范,随后由香港秘密“北上”的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沈钧儒、中国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代表谭平山、中国农工民主党代表章伯钧、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代表蔡廷锴、中国民主促进会代表王绍鏊陆续辗转来到哈尔滨。1948年11月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爱国将军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女士,带着冯将军的骨灰和参加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遗愿由莫斯科回国来到哈尔滨。这样,哈尔滨马迭尔旅馆就集结了上述8位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1948年秋冬时节,他们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定的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人)高岗、李富春就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多次实质性协商。

在朱学范向沈钧儒告辞出门时,沈钧儒又说:“再过4天就要召开‘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我们一定要同心协力把这次座谈会开好,以实际行动迎接新政协的召开。”

1948年10月8日,周恩来率中央统战部草拟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和《提议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单位表》两个文件,经毛泽东审改后,发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岗、李富春。中央指示高、李就文件中提到的新政协诸问题,与在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举行商谈,并指示“他们如有不明了之处,你们应善为解释。”与此同时,周恩来及中央统战部的同志与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符定一、周建人等进行了会谈协商。

在10月5日至7日的3天里,下榻马迭尔宾馆的7位民主人士集中精力学习东北局送阅的有关文件,迎接“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的召开。

1948年10月11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指示高岗、李富春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恳谈一两次,征得民主人士对新政协的意见并请民主人士提出筹备新政协会议的名单。

没过几天,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携带冯玉祥的骨灰由莫斯科辗转抵达哈尔滨,东北局安排她下榻马迭尔宾馆,并邀请她参加了随后举行的各次座谈会。

第一次“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

先期到哈尔滨的各位民主人士见到李德全,特别是见到冯玉祥的骨灰,想起昔日与冯将军交往情景以及与其共商发起民革的往事,不禁悲从中来。李德全在重庆较场口事件中也被特务打伤,朱学范与她在共同的战斗中鲜血流在一起,革命感情更胜一筹。这样坚强的女性,见到大家时,想起冯玉祥将军回国途中黑海不幸罹难情景,禁不住痛哭流涕。

1948年10月21日,在哈尔滨马迭尔旅馆会议室,高岗、李富春根据党中央的电报指示精神,邀请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和高崇民,举行了第一次“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交换了意见。协商筹开新政协会议实际上由此开端。高岗主持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的精神。会上,各民主党派代表均表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各项建议,希望出席新政协的各单位尽快组成。

谭平山、蔡廷锴提出在哈埠举行一个追悼会,并向李富春汇报,得到同意和支持。10月16日,他们以民革小组名义在马迭尔宾馆礼堂祭奠冯玉祥以寄托大家的哀思。除谭平山、蔡廷锴、李德全、赖亚力、林一元和朱学范6人外,参加祭奠的还有高岗、李富春、沈钧儒、章伯钧、高崇民以及哈尔滨市党政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百余人。哈尔滨发行的报纸刊发了悼念文章。朱学范后来评价道:“李德全不愧为一位坚强的巾帼英雄,她化悲痛为力量,积极参加‘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继承冯玉祥遗志,为民主而奋斗。”

座谈会讨论了新政协的性质和任务,大家不免联系旧政协进行对比。沈钧儒是唯一参加过旧政协的民盟代表,大家先请他发言。沈扼要地介绍了旧政协召开的过程,以及在旧政协会上民盟与中共的合作情况。他说:“旧政协是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面对面斗争的会议。蒋介石毫无诚意,在美蒋勾结下,放出通过政治协商以求和平的烟幕,争取时间发动内战。民盟为和平而奔走努力,结果不仅都归于徒劳,而且是上了一个大当。”又说:“尽管如此,民盟为维护政协决议和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斗争,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赞许,民盟和中共的关系益加亲密,促使民盟同志更加成熟,更加进步。”

西柏坡的运筹指挥

大家接下来的发言颇为热烈。其中谭平山的发言较为系统。他强调说:“新政协不是旧政协的还原。”他谈到:“当前有些人却以为这是旧政协的还原,一心以为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的旧政协现在重新恢复过来了,其实新旧政协有很大的不同。当时,美帝还装着盟国的姿态,马歇尔还能装作举足轻重的公证人;国民党还以中国第一大党自居,蒋介石俨然是旧政协的中心;真正能够代表民主精神的国民党民主派被排斥在旧政协之外,特别是蒋氏利用旧政协开会期间调兵遣将,与美帝政治欺骗配合,一到时机成熟,他们就破坏旧政协,显然是一种有阴谋的行径。”

1948年10月8日,周恩来在西柏坡拟定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经毛泽东审改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给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岗、李富春。随同《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一起,还电发了《提议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单位表》。

谭平山还说道:“现在中共号召的新政协,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决不允许反动分子参加。美蒋已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当然不能参加,也不容许插手。新政协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社会贤达所组成的。新政协讨论的共同纲领,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政纲,绝不是旧政协连欧美旧民主都不如的政纲。同时,这个新政协,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分担革命责任的会议,而不是分配胜利果实的会议。为着争取革命的提前胜利,是要大家多负责任的,而领导的责任,更不能不放在共产党肩上,这是历史发展上一种不容放弃的任务。”

10月11日,毛泽东又亲拟电文致东北局,指示由高岗、李富春出面,邀集沈钧儒、章伯钧、谭平山、蔡廷锴、朱学范、高崇民等,会谈协商数次,征得他们对新政协各项问题的意见,并请他们提出参加政协会议的人员名单。嘱咐高岗、李富春:“他们如有不明了之处,你们应善为解释。”

由于提到领导问题,朱学范补充道:“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新政协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参加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必须根除‘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唯其如此,新中国才能强盛,孙中山先生救国救民的主张和革命的三民主义才得以真正的实现。”

与此同时,周恩来率中央统战部同志到距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只5里的李家庄,就筹备新政协问题同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符定一、周建人等进行了会谈协商。

第二次“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

10月8日,高岗、李富春在接到中央指示电的当天,拿着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来到马迭尔宾馆,征求沈钧儒、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高崇民6人的意见。李德全到哈后,补发给她一份“召开新政协诸问题的草案”,与大家一起阅读和学习。

1948年10月23日,第二次座谈会举行。大家对新政协的原则、新政协的参加范围、新政协重要讨论事项、如何成立中央政府,以及筹备会的组成等具体事宜进行讨论,发言非常踊跃,会场气氛热烈。大家一致同意“排除南京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的主张。章伯钧说:“规定得坚定明确很好。”对于新政协由各党派、各方面共同组织筹备会负责召集,均表示很满意。章伯钧说:“非常满意,非常周到,中共中央的政治风度是伟大的。”蔡廷锴说:“中共之伟大超乎理想之外,在港商谈,是主张或由多党派、或由中共、民革、民盟三大团体召集,现在大家一律平等,共同召集,非常之好。”朱学范说:“中共中央政治风度超出各党派理想之外。由各党派共同召集,我想各方面均会十二分满意的。”大家同意中共中央10月15日给中共东北局的电文中提到的“也要邀请少数右派而不是公开反动的分子参加”。但是一遇到具体问题,意见就分歧了。例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及民社党革新派是否参加的问题,有的认为可以参加,有的认为不能参加。谭平山就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胁从分子,如能弃暗投明,接受中共的政治主张,在言行上有积极的表现,也只能免除与反动派头子同归于尽的命运,不能参加新政协。朱学范想起冯玉祥、何香凝都主张多团结一些国民党中愿意与民主阵营合作的人,李济深的来信中更是着重提及这方面的问题,因此,朱学范与蔡廷锴、李德全三人都认为是否准许这些组织的人参加,得视形势发展审慎研议;沈钧儒也作了补充发言。中共中央接受了会谈协商的意见,在原协议草案中增加规定:“留待筹备会最后决定。”并在此后的商谈中又加了一条:“此外如再有增加单位的提议,可随时协商,在筹备会中作正式决定。”这就给国民党开明人士及其他方面的进步力量打开了大门,留有余地。这是新政协获得大团结成功的非常关键的一条。

10月15日,中共中央电示高岗、李富春:

在协商讨论中,大家除同意中共所提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外,还一致同意王绍鏊提出的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提议;将“平津教授”“南洋华侨民主人士”二单位分别改为“全国教授”“海外华侨民主人士”;将无党派民主人士单列一单位。对于筹备会召开时间,同意半数以上的代表到齐后举行,地点在哈尔滨。筹备会组织条例,同意由中共中央起草。沈钧儒还建议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发给在香港的李济深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征求意见。1948年11月2日李德全来到哈尔滨后,立即阅读学习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参加到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

照中央8日所发《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材料的第二项,提出七个党派及团体参加新政协的名单。请向各党派在哈尔滨的代表声明,中共所提的名单只是中共的希望,他们完全可以增减和改动。关于新政协参加者的范围必须照《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第二项所提出的原则,即在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除外,而由反美、反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的民主人士的代表人士组成,也要邀请少数右派而不是公开反动的分子参加。

1948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就沈钧儒等对《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协商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做出答复:同意在哈民主党派的代表提出的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平津教授”可改为“全国教授”,但因南方城市尚待解放,仍应以平津教授为主要代表;“南洋华侨民主人士”可改为“海外华侨民主人士”,其代表人物仍应以南洋为主,因南洋华侨响应五一口号者最广最多。在筹备单位中,同意加上致公党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两单位。这样,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共有23个单位。关于各单位人数,提议每单位至少1人,至多4人。其确定数目与人选由各单位提出,筹备会各单位协商确定之。筹备会组织条例俟上述各点取得各方同意后,由中共起草,各方审阅,俟筹备会开会时正式通过。

首次正式座谈协商

就在11月3日中共中央就沈钧儒等在协商中提出的意见建议做出答复的当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习仲勋、林伯渠并彭德怀、贺龙电,指出:“因政协召开在即,临时中央政府即将建立,东北人民政府亦将建立,拟请伯渠来中央工作,并准备去哈尔滨参加政协”。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1948年10月21日,在哈尔滨马迭尔宾馆会议室,高岗、李富春邀请沈钧儒、章伯钧、谭平山、蔡廷锴、王绍鏊、李德全、朱学范和时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高崇民,正式举行了第一次“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交换了意见。协商筹开新政协实际上由此开端。

第三次“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

高岗主持了会议,他正式宣布这次座谈会由在座10人组成,以后如有变动,临时再议。会上,各位民主党派代表均表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各项建议,同时希望将出席新政协的各单位尽快组成。

1948年11月15日,高岗、李富春与在哈尔滨的民主党派代表人士举行了第三次座谈会,就中共中央11月3日的答复进行商谈,各民主人士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给予的答复,同时提出两点新建议:1.规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由中共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代表共38个单位组成,每单位人数6名;2.如再有增加的提议,可随时协商,在筹备会中作正式决定。11月21日中央复电同意上述两点建议。

座谈会着重讨论了新政协的性质和任务,大家不免联系旧政协进行对比。沈钧儒是唯一参加旧政协的民盟代表,大家当然先请他发言。沈钧儒扼要地介绍了旧政协召开的过程,以及在旧政协会上民盟与中共的合作情况。他说:“旧政协是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面对面斗争的会议。蒋介石毫无诚意,在美蒋勾结下,放出通过政治协商以求和平的烟幕,争取时间发动内战。民盟为和平而奔走努力,结果不仅都归于徒劳,而且是上了一个大当。”又说:“尽管如此,民盟为维护政协决议和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斗争,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赞许,民盟和中共的关系益加亲密,促使民盟同志更加成熟,更加进步。”

其间,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上海局和香港分局,将经过中共代表高岗、李富春与在哈尔滨的8位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协商讨论并修改过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文件转发给他们。电文中说:“请你们接到该项文件后,即抄送民革李济深、何香凝、民盟周新民、民建马叙伦、致公党陈其尤、救国会李章达、沈志远、第三党彭泽民、民建章乃器、孙起孟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十一人,并由潘汉年、连贯分别征询他们的意见。”

接着大家发言,颇为热烈。谭平山在发言时强调说:“新政协不是旧政协的还原。”他谈到:“当前有些人却以为这是旧政协的还原,一心以为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的旧政协现在重新恢复过来了,其实新旧政协有很大的不同。当时,美帝还装着盟国的姿态,马歇尔还能装作举足轻重的公证人;国民党还以中国第一大党自居,蒋介石俨然是旧政协的中心;真正能够代表民主精神的国民党民主派被排斥在旧政协之外,特别是蒋氏利用旧政协开会期间调兵遣将,与美帝政治欺骗配合,一到时机成熟,他们就破坏旧政协,显然是一种有阴谋的行径。”

11月20日,潘汉年、连贯致电中央,报告了在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情况及提出的意见,主要是:1.有人提出,民社党革新派可参加新政协筹备会,与会者均不赞同。2.有人提出,国民党反动集团内,特别是国民党地方派系人员中,如有赞同三反(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并见诸行动者,似应准其参加新政协。3.有人提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可否作为一个单位参加。与会者认为文协大多数理事均在国统区,且多系蒋系人物,无从推派代表,仍以从文化界民主人士中提名较妥。4.有人提出,华侨民主人士中各阶层都有代表参加筹备会则更好。5.有人提出,东北政治建设协会可否作为一个单位参加,与会者认为可以从哈尔滨方面征询意见。6.有人提出,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派”似应列为一个单位。与会者认为,梁先生个人参加是不成问题的,但其领导的组织不应列入邀请单位。7.有人提出,华南各省游击区人民武装有数万人,有斗争历史似应列为一个单位。8.有人认为,国旗、国歌应事先研讨准备。9.关于共同纲领草案,各党派正在研讨中。对以“新民主主义”为今后建国最高指导原则问题,民革方面有两种意见:一种赞同,一种坚持“革命的三民主义”;民盟方面有的主张用“人民民主主义”,有的主张用“民主主义”,不必加上“新”字,但大多数意见均赞成“新民主主义。”

谭平山还说:“现在中共号召的新政协,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决不允许反动分子参加。美蒋已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当然不能参加,也不容许插手。新政协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社会贤达所组成的。新政协讨论的共同纲领,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政纲,决不是旧政协连欧美旧民主都不如的政纲。同时,这个新政协,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分担革命责任的会议,而不是分配胜利果实的会议。为着争取革命的提前胜利,是要大家多负责任的,而领导的责任,更不能不放在共产党肩上,这是历史发展上一种不容放弃的任务。”

在哈尔滨马迭尔旅馆协商讨论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关于建国程序的变化。中共中央在“五一口号”中原本提出的程序是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章伯钧、蔡廷锴向中共中央建议说,新政协即等同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直接产生临时中央政府。这一点在当时是非常需要的。

由于谭平山提到领导问题,朱学范补充道:“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他还说:“新政协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参加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必须根除‘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唯其如此,新中国才能强盛,孙中山先生救国救民的主张和革命的三民主义才得以真正地实现。”

随后,周恩来以中央名义发给东北局的电报中表示“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人民临时代表会议即经由新政协会议产生。”

这次座谈就新政协的性质等基本的重要的问题形成了共识,为下一步的协商奠定了重要基础。

毛泽东在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新年献词》中则直接明确指出:“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这些就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一九四九年所应努力求其实现的主要的具体的任务。我们将不怕任何困难团结一致地去实现这些任务。”

第二次座谈协商

达成召开新政协的历史文献

1948年10月23日,高岗、李富春与沈钧儒等8位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在马迭尔宾馆会议室举行再次座谈,对新政协的具体事宜进行了协商讨论。与会的民主人士对新政协筹备会的组成单位、新政协的参加者以及筹备会召开的时间、地点、议题等一些细节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同时还建议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发给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征求意见。

经过在哈尔滨马迭尔旅馆的三次重要协商及以后的几次座谈,并结合香港等方面讨论的情况和意见,中共中央由高岗、李富春代表,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李德全、朱学范8人,于1948年11月25日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

会议上,各位民主人士除同意中共中央所提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外,经过酝酿,一致提议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将“平津教授”“南洋华侨民主人士”二单位分别改为“全国教授”“海外华侨民主人士”;将无党派民主人士单列一单位。对于筹备会召开时间,同意半数以上的代表到齐后举行,地点在哈尔滨。同意由中共中央起草筹备会组织条例。

———关于新政协筹备会的表述:

这次座谈会议题集中在讨论参加新政协的范围问题,大家发言非常踊跃,会场气氛热烈。一致主张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得参加,并同意中共中央10月15日给中共东北局的电文中提到的“也要邀请少数右派而不是公开反动的分子参加”。但是一遇到具体问题,意见就有分歧了。例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及民社党革新派是否参加的问题,有的认为可以参加,有的认为不能参加。谭平山就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胁从分子,如能弃暗投明,接受中共的政治主张,在言行上有积极的表现,也只能免除与反动派头子同归于尽的命运,不能参加新政协。朱学范想起同冯玉祥、何香凝的接触中,他们都主张多团结一些国民党中愿意与我们合作的人。李济深不久前给他的来信中更是着重提及这方面的问题。因此,朱学范与蔡廷锴、李德全三人都认为是否准许这些组织的人参加,得视形势发展审慎研议;沈钧儒也作了补充发言。

新政协筹备会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五项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组成之,计有下列23个单位……

会后,高岗、李富春将各位民主人士的意见建议报告中央。

新政协筹备会的任务: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各方代表人物;负责起草新政协的文件;负责召开新政协的正式会议。

10月31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华南分局,将经过中共代表高岗、李富春与在哈尔滨的8位民主人士讨论修改过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转发给他们。电文中说:“请你们接到该项文件后,即抄送民革李济深、何香凝,民盟周新民,民进马叙伦,致公党陈其尤,救国会李章达、沈志远,第三党彭泽民,民建章乃器、孙起孟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11人,并由潘汉年、连贯分别征询他们的意见。

每单位参加人数至少一人至多四人,其确定数目和人选,经其本单位提出,由筹备会各单位协商定之……

11月20日,潘汉年、连贯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在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情况及提出的意见。归纳为九项:

筹备会于各单位到有过半数时,即可成立。

1.有人提出,民社党革新派可参加新政协筹备会,与会者均不赞同。

通过筹备会各种决议的手续,一般的决议,经多数通过,全体负责施行,基本方针的决议,如共同纲领及组织政府等,虽经多数通过,但少数仍有不同意见的单位,有不签名和退出筹备会的自由,不加强制。

2.有人提出,国民党反动集团内,特别是国民党地方派系人员中,如有赞同三反(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并见诸行动者,似应准其参加新政协。

筹备会组织条例由中共起草,送各方审阅,经同意后俟筹备会集会时正式通过。

3.有人提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可否作为一个单位参加。与会者认为文协大多数理事均在国统区,且多系蒋系人物,无从推派代表,仍以从文化界民主人士中提名较妥。

筹备会地址,预定在哈尔滨。

4.有人提出,华侨民主人士中各阶层都有代表参加筹备会则更好。

———关于新政协会议的表述:

5.有人提出,东北政治建设协会可否作为一个单位参加,与会者认为可以从哈尔滨方面征询意见。

新政协参加范围,由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得许其参加。

6.有人提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似应列为一个单位。与会者认为,梁先生个人参加是不成问题的,但其组织不应列入邀请单位。

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如下: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各解放区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各单位,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产业界、教育界、文化界、妇女界、新闻界、自由职业界、宗教界,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代表等,共计38个单位组成。

7.有人提出,华南各省游击区人民武装有数万人,有斗争历史似应列为一个单位。

如再有增加单位的提议,可随时协商,在筹备会中作正式决定。

8.有人认为,国旗、国歌应事先研讨准备。

新政协每单位代表人数为六人……

9.关于共同纲领草案,各党派正在研讨中。对以“新民主主义”为今后建国最高指导原则问题,民革方面有两种意见:一种赞同,一种坚持“革命的三民主义”;民盟方面有的主张用“人民民主主义”,有的主张用“民主主义”,不必加上“新”字,但大多数意见均赞成“新民主主义。”

新政协应讨论和实现的两项重要议题,一为共同纲领的问题,一为如何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问题……

第三次座谈协商

此外,协议还规定无论筹备会或召开新政协,均可按工作需要聘请若干民主人士及专家组成专门委员会,研究各项专门问题。

1948年11月15日,马迭尔宾馆会议室内灯光明亮,大家团团围坐,面带喜悦,筹备新政协的第三次座谈会举行。高岗、李富春首先向各位民主人士通报了中共中央11月3日的答复。明确表示中共中央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在原协议草案中增加规定:“留待筹备会最后决定。”并在以后的协商中又加了一条:“此外如再有增加单位的提议,可随时协商,在筹备会中作正式决定。”

至此,这项牵动人心、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代表协商开启建国程序的文件讨论胜利结束。这份酝酿于西柏坡及李家庄,往返于西柏坡、哈尔滨、香港等地,最终在哈尔滨达成的文件,是民主人士到东北解放区后,在新政协筹备活动中取得的重要成果,它为后来新政协筹备会的成立、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乃至新中国的诞生,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整个讨论过程,是民主协商的过程,是凝聚共识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最初重要且成功的实践。

朱学范回忆说:“这就给国民党开明人士及其他方面的进步力量开了大门,留有余地。这是新政协获得大团结成功的非常关键的一条。”

1948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上海局等,将在哈尔滨达成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和协商讨论的各项意见转告他们,请他们据此转告各有关方面。

关于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单位,中共亦同意民主人士提出的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平津教授”可改为“全国教授”,但仍应以平津教授为主要代表,因南方城市尚待解放;“南洋华侨民主人士”可改为“海外华侨民主人士”,其代表人物仍应以南洋为主,因南洋华侨响应“五一口号”者最广最多。

1949年3月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同意并批准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在筹备单位中,同意加上致公党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两单位。这样,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共有23个单位。

(本文作者为哈尔滨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关于各单位人数,提议每单位至少一人,至多四人。其确定数目与人选由各单位提出,筹备会各单位协商确定之。筹备会组织条例俟上述各点取得各方同意后,由中共起草,各方审阅,俟筹备会集会时正式通过。

各位民主人士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给予的答复,同时提出两点新建议:1.规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由中共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代表共38个单位组成,每单位人数6名;2.如再有增加单位的提议,可随时协商,在筹备会中作正式决定。11月21日,中央复电同意上述两点建议。

达成协议

1948年11月25日,高岗、李富春受中共中央委托,与在马迭尔宾馆的沈钧儒、章伯钧、谭平山、蔡廷锴、王绍鏊、李德全、朱学范、高崇民8人经过最后的协商,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商定的主要内容有:

关于新政协筹备会者:新政协筹备会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五一”口号第五项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共计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筹备会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各方面的代表人士,负责起草新政协文件,负责召集新政协的正式会议。筹备会的组织条例由中共起草,经各方审阅同意后由筹备会正式通过。一般的决议,经过多数通过,全体负责实施;基本方针的决议如共同纲领及组织政府等,虽经多数通过,少数单位有不同意见仍有不签名或退出筹备会的自由。筹备会的地点预定为哈尔滨。

关于新政协者:新政协的参加范围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许参加。参加新政协的单位拟由中共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区域、人民解放军各单位共计38个单位组成。新政协召开的时间拟定在1949年。新政协的两项重要议题,一为共同纲领问题,一为如何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问题。

关于专门委员会者:不论筹备会或召开新政协,均可按工作需要聘请若干民主人士及专家组成专门委员会,研究各项专门问题。

至此,从1948年10月8日周恩来在西柏坡拟定《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算起,至11月25日达成正式协议,历时49天,完成了筹备新政协、创建新中国前期的历史性工作。

这份《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得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批准。这是筹备新政协活动的第一份正式文件,也是多党合作产生的第一份重要文件。哈尔滨及马迭尔宾馆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的重要历史见证地之一。

亲历者朱学范在1988年深情地回顾道:“我们为能光荣地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并做出成效,感到无比的兴奋。现在参加这次商谈的十位同志,九位已经作古,我是唯一的在世者,对当年参加这次商谈的同志尤为怀念。”

(作者为哈尔滨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原载: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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