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史亟待整理,修远之路上的耕作与动机

作者:文学解读

《尚书》是五经之一,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治道之本”。中国古代的《尚书》研究起自两汉递至明清。近代以降,随着历史和学术语境的巨大转变,《尚书》研究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清代朴学的研究方法得到继承和发展,重视审音识字、考辨文义;另一方面,甲骨文、金文等新出土材料以及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文学、地理学、天文学等学科被引入《尚书》研究领域。总体来说,至20世纪上半叶,《尚书》研究形成了三大派别——传统派、新证派、古史辨派,各派皆有鲜明的治学特点和代表人物。

内容摘要:1962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借调到中华书局工作,协助顾颉刚先生整理《尚书》,刘起釪先生一同参加。走上《尚书》研究之路我在中华书局整理《尚书》有两年多时间,负责整理“商书”5篇。关于前者,《尚书》译注出版了多种本子,顾颉刚、刘起釪的《尚书校释译论》是目前最详尽全面的今译今注本,为《尚书》研究提供了大量翔实可信的资料。例如,刘起釪的《尚书学史》《尚书源流及传本考》等对《尚书》的历史演进及诸多版本做了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关于专题研究,涉及《尚书》源流、各篇的制作年代,《尚书》中有关先秦时期的政治、文化、礼仪、习俗、法律、语言、文学,以及《尚书》中文献资料与现今发现的出土文献、考古资料的关系等,可以说内容丰富、成果众多、方法多样。

“传统派”延续了清儒训诂文字、考辨义理的研究方法。“传统派”又分为古文和今文两大学派。古文学派以章太炎为宗,其两部著作《太史公古文尚书说》《古文尚书拾遗》,上援先秦文献,下揽汉魏马融、郑玄、王肃古文之说,融会贯通。弟子吴承仕、沈延国、诸祖耿等人多承章氏治学理念,以古文之说审识句意,辨认特殊文法结构。总体而言,古文学派体现出“发挥文字训诂之所长,充分运用《逸周书》材料与《尚书》相印证,又能以新发现的魏石经《尚书》的古文材料阐发汉古文的义蕴”的治学特点。梁启超作为今文学派的代表,“能够超脱于门户立场,对于今文、古文进行比较客观的学术分析”。梁氏虽无《尚书》专著,却有多篇文章涉及《尚书》的研究,如《禹贡九州考》和《又禹贡九州考》。

关键词:尚书;研究;考古;整理;古代文明;先生;刘起;中华书局;需要;教诲

“新证派”又被称为“新考据学派”,即利用新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材料研究《尚书》。王国维作为“新证派”的代表人物,开启了20世纪《尚书》研究的新范式,一方面将清代朴学的考据传统发扬光大,另一方面不断扩大学术视野,不仅重视传世文献的利用,更注重新出材料的学术价值。他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了“二重证据法”,运用地下资料结合传世文献考证禹及殷之先公先王与商诸臣及都邑。王氏虽然没有留下系统研究《尚书》的著作,但其成果和观点在相关讲义中都有所体现。比如,吴其昌《王观堂先生尚书讲授记》及刘盼遂《观堂学书记》,二书互为补充,可见王说之全。于省吾是继王国维之后通过甲金文资料研究《尚书》的巨匠,代表作有《双剑誃诸子新证》《双剑誃群经新证》等,其中《尚书新证》旁征博引、搜罗宏富。于氏善于利用吴大澂开创的运用金文词汇与《尚书》字词比较的研究方法,在掌握丰富资料的基础上,运用二重证据法对《尚书》各篇文句词义进行了梳理,纠正了自汉以来的不少误释。

作者简介:

屈万里亦以甲骨刻辞和金鼎铭文考证《尚书》闻名,代表作有《尚书释义》《尚书今注今译》《汉石经尚书残字集证》《尚书异文汇录》等。屈氏治学集中在《尚书》注释译解及《尚书》异文研究两个方面,表现出“以经证经”“以出土文献证经”“以古代典制及习俗证经”的治学特点。陈梦家的代表作《尚书通论》分“通论”“专论”“讲义”三部分,几乎囊括了“尚书学”的所有重要问题。“讲义”选取今文《尚书》中的《甘誓》《汤誓》《盘庚上》《大诰》四篇,结合西周金文,研究《书序》、传本,并训释文字,进而考定各篇时代,方法颇可借鉴。

  艰辛修远的史学之路使我时时产生无尽的追忆。1959年,我报考南开大学历史系先秦史专业的研究生,得益于历史学家王玉哲先生的指导与教诲,奠定了我在古文献和夏商史方面的研究基础。1962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借调到中华书局工作,协助顾颉刚先生整理《尚书》,刘起釪先生一同参加。自此之后,我就决定要与中国古史、《尚书》研究打一辈子交道,这成为我从事科研工作的动力。

除此之外,杨树达、郭沫若、丁山、唐兰等亦是以古文字考证《尚书》的代表。“新证派”学人为《尚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大大推动了《尚书》研究的学术传播。

  走上《尚书》研究之路

古史辨派侧重辨伪书与考伪史。顾颉刚在《尚书》训释及诸篇年代的考辨上作出了巨大贡献,曾编写《尚书研究讲义》《尚书学参考资料》《尚书文字合编》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顾颉刚的弟子刘起釪继承师志,完成了《尚书校释译论》。该书分校释、今译、讨论三部分,是对《尚书》学训诂与考释的重要总结。刘起釪在《尚书》方面贡献卓越,先后著有《尚书源流及传本考》《尚书学史》《古史续辨》《尚书研究要论》等。钱玄同也是古史辨派的代表学者之一。钱氏本出于章太炎之门,后转向了今文学。他在《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中对《古文尚书》进行辨伪,认为六经皆孔子托古而作,进而提出今文亦为伪作。钱玄同的弟子周予同著《经今古文学》宣扬今文之学,态度比其师平实得多,对于了解《尚书》古文、今文的学派发展大有裨益。此外,古史辨派的其他学者也做过《尚书》的考辨与研究工作:余永梁辨析《费誓》、刘节作《〈洪范〉疏证》、何定生讨论《尚书》文法。

  我在中华书局整理《尚书》有两年多时间,负责整理“商书”5篇。其间,我不仅得到实际操作的机会,又能直接聆听顾先生的教诲,深受教育,难忘的有三点。

在中国《尚书》学史的构建中,20世纪上半叶的《尚书》学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无论是传统派、新证派还是古史辨派或其他从事《尚书》研究的学者,都在充分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展开讨论,可以看到明显的师承关系与传播谱系,客观总结各学派学者的传承脉络就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20世纪上半叶的《尚书》学研究及相关著作在1949年以后仍有发现,如于省吾的《书简诂》、徐中舒在暨南大学所用《尚书讲义》、顾颉刚在厦门大学所用《尚书讲义》等,皆可用以研究此前的《尚书》学史。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上半叶开创的诸多学派在20世纪下半叶仍有传承,它们在学脉、研究阵地以及理论主张上的承袭与拓展,为我们回溯其前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第一,顾先生教诲我们,做学问要善于从各种见解中汲取有益成分。他要我与刘起釪不断向王力、陈梦家、夏鼐等相关专家求教。比如为探讨宋代学者对《尚书》的解析,我们拜见了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为弄清《尚书》中有关礼乐的内容,我们拜见了音乐史专家阴法鲁先生。顾先生要我们虚心听取各位大家的意见,不放过任何有益于《尚书》整理的地方。

就目前而言,尚无一部全面梳理总结20世纪上半叶《尚书》学发展的著作,是当前《尚书》学术史研究的一个空白。对于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明清的《尚书》学研究,皆有专著或博士论文问世,这就使20世纪上半叶的《尚书》学研究显得格外重要。笔者认为,相关研究可将派别、研究主题及思想主张、理论方法作为20世纪上半叶《尚书》学研究的关键节点,既有以“人”和“书”为中心的“点”的研究,亦有以时间为中心的“线”的研究,还有以“学派”为中心的“面”的研究。这不但有利于全面把握《尚书》学研究在这一时期的学术价值,也将为当下的相关研究如清华简《尚书》的研究提供重要借鉴。

  第二,顾先生做学问一丝不苟,其言传身教为我们树立了可贵的楷模。他自著的《〈尚书·大诰〉译注校评》于1963年就已脱稿,大约30万字,中华书局已确定出版。突然有一天,他让我把书稿要回来,说是有一个小问题需要修改,改后我又送到编辑部。如此反反复复,这部书就这样拖下来,至今稿卧,未能面世。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面上资助项目“二十世纪上半叶《尚书》学研究史论(1900—1949)”(2017M623076)阶段性成果)

  第三,顾先生做学问锲而不舍,学术建树从不故步自封。顾先生是“古史辨”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古史辨”派的主要观点在当时背景下有其特殊意义,从“信古”到“疑古”再到“考古”,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顾先生晚年并没有停留在“疑古”阶段,而是不断重视文献与考古的结合。例如,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他逐渐改变了早年形成的若干关于夏代和大禹的看法。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总之,顾先生做学问具有博大的胸怀,他那锲而不舍、包容求真的品德,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也深深影响了我毕生的治学之路。

  出土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尚书》是最为久远的历史文献之一。然而,《尚书》内容博大精深,文字佶屈聱牙,加之流传过程中几多劫难,自然或人为造成的缺佚错简,特别是今古文《尚书》的版本、真伪问题错综复杂, 这些情况使得许多基本问题难有定论。

  在我看来,只有在掌握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准确解释其内容的实质,正确地判定其制作时代,才能恰如其分地评价《尚书》各篇章的史料价值。例如,《尧典》描写的现象虽然斑驳陆离,但从中仍能看出尧舜时期氏族制度趋于瓦解、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印迹。《禹贡》中与我国古代经济、地理等方面有关的历史资料,应该受到足够重视,不能因为它成书较晚而抹杀其原始素材的真实性。当然,我们也不能把它全盘视为夏代的信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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